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

嘉庆九年（1804）生于河南。

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

他最笃信唐的教学方法，&ldo;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rdo;，[3]用作自我反省的借鉴，导向道德的最高境界。

他认为&ldo;研几工夫最紧要&rdo;，若失此不察，&ldo;则心放而难收矣[4]正因为他力图把修身养性和读书结合起来，经年不辍，成了咸同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和同治的帝师。

唐、倭仁等人，面对国运日蹙、文人无行的严峻形势，力图通过诚意修身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把学术、心术、治术联为一体，这较之那些苟且偷生和士林中的卑劣者，无疑有着较高的德行和操守，不失为都门士大夫中难得的一群。

但他们太注重自我修养，拘泥于闭门思过，空谈性理，不免流于疏阔迂腐。

结果，&ldo;言经不适于用，言史又无裨于身[5]&ldo;询以家国天下治安之计，则茫然无所得&rdo;，[6]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套，距离他们期望的修、齐、治、平目标实在太远了。

与理学家的空疏不同，汉学家们则埋首古纸堆中，皓首穷经，潜心考据，虽说对整理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少贡献，但因为仅仅&ldo;疏剔字句小节，不能旁通其大义&rdo;，结果是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同样对国计民生没有多大裨益。

对于每况愈下的国势和厌厌无生气的政局，最敏感而力图有所作为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自励的文人士夫。

他们大都是出生在乾隆朝末期50岁上下的知识分子。

有的是有功名无实职的士子，有的是朝内供职的中下级官员，也有在朝外身居要职的地方大员。

虽然身份地位不同，却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抱负，即主张&ldo;明道救世&rdo;，通经致用。

&ldo;明道救世&rdo;的主张，原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揭橥的。

他认为通经硕儒必须注意&ldo;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rdo;，为学的目的即在于探索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国计民生问题，&ldo;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求太平，此吾辈之任也[7]他表明自己为文的宗旨是&ldo;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rdo;，[8]所以极力主张：&ldo;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rdo;。

[9]把&ldo;明道救世&rdo;解释为先儒经典中原有之义，作为通经致用的目的和手段，以实践儒者&ldo;救民于水火之心&rdo;。

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对此无不大加弘扬，并以此自励。

如龚自珍提出了&ldo;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rdo;的说法，指出：&ldo;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10]把道、学、治三者结合了起来。

包世臣认为：&ldo;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

&rdo;[11]因而自少即&ldo;慨然深究天下利病&rdo;。

汤鹏鉴于社会日趋贫乏，主张&ldo;医贫&rdo;、&ldo;尚变&rdo;，所作《浮邱子》一书都四十万言，&ldo;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12]集中表达了他的经济主张。

魏源则善于以史为鉴，对军屯、漕运、盐政、水利等尤为注意。

道光五年曾协助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成为清代著名的经世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