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名叫吴希颜的谋士，建议曾国藩&ldo;以古书考核将才，分派正副文武营官&rdo;。

曾国藩认为&ldo;此皆书生之见&rdo;，并在批复中指出：

读书之与用兵判若两途。

古来名将如前汉之韩信、曹参，后汉之皇甫嵩、朱隽，未闻其著书。

戚继光能著书而战功又甚平平。

孙武之不能自践其言，则老苏已讥之矣。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曾氏谦谨为人的风格冲突，实际上，他敢于如此放言高论，实在是因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们远。

六

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会赋予人以面对这个艰难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刚毅、清洁、坚决、彻底。

同时，它也有巨大的&ldo;副作用&rdo;，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因为&ldo;笨拙&rdo;，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

曾国藩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在生活中只知高谈阔论，于实际毫无补益的理学人士：&ldo;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

&rdo;正因为自己心怀恕道，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才能对杀人理学做出这样入木三分的评论。

他利用理学者却不为之所惑。

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学先生，&ldo;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rdo;。

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

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

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

盍戢诸！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ldo;实事求是&rdo;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说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ldo;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所易简。

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

所谓虽百世可知也&rdo;。

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ldo;自我更之&rdo;、&ldo;自我创之&rdo;的态度变通其中的&ldo;袭误者&rdo;、&ldo;未及者&rdo;，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

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

以他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ldo;理学家&rdo;更是仇洋的中坚。

曾国藩却坦率地指出倭仁&ldo;才薄识短&rdo;。

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