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我们是上海知识青年

来到内蒙插队草原。

我们的心是绝对地悲伤，

一下子就掉进那万丈深渊。

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无聊，

我们的房屋是那样破破烂烂。

我们吃的是苞米酸菜，

我们的劳动是多么繁重，

整天是那面苦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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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要比《南京知青之歌》逊色多了，不过我还是把它夹在随身的记录本里珍藏。

尽管收藏它会给我带来一些风险，但对我来说，那时看到知青手抄私传的东西，都会特别留意收藏。

外调转了一圈回来后，参加晚上的知青哲学小组学习。

大家争论的题目是：&ldo;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rdo;与&ldo;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rdo;这之间有什么矛盾？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的王队长和老吴副队长闹矛盾，引起知青和老乡的不满。

知青从中看到了农村落后、农民思想落后的一面。

有知青提出：不要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要深刻地看到几千年来沉淀在农村的基本文化、沉淀在农民身上的基本思想，是进步的，是向上的。

但也有知青反驳说：你这是&ldo;抽象肯定，具体否定&rdo;。

又有知青提出：毛主席说过&ldo;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rdo;，但我们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又怎么去教育农民呢？

这也遭到了不同意见，有知青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生产队现在有三十五户人家，知青50多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劳力的三分之二。

知青，不仅是队里生产的主力军，而且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影响生产队的精神氛围，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农民思想落后的一面。

最后有知青反驳：不要把知青看得那么伟大，我们到底准备在农村呆多少年？我们自己对前途是怎么想的？国家对我们的将来是怎么考虑的？这些问题都没搞清楚，你凭什么去教育农民？

这几个问题一下子锥到大家心里，全体陷入沉默。

我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提到了陈国明。

陈国明在春节前回上海，去看望病中的母亲。

后来学校来信告诉我，他找到学校，提出要求：户口迁回上海，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不愿意再回黑龙江。

这件事在上海的其他知青家长，包括母校的老师、区教育局都知道了。

现在已经将近半年，僵在那里，国明干脆在上海靠着，不回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从刚刚的沉默中出来，说可以给国明写一封信，表个态：即使那事在上海办不成，这里的知青仍然会热情地等待他的回来。

最后，把写信的任务交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