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ldo;同流合污&rdo;了。

晚清军队，&ldo;滥举&rdo;之风很盛。

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

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

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ldo;仅保三百人&rdo;，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

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ldo;三千多人&rdo;，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

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ldo;以忠诚为天下倡&rdo;，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

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多。

他认识到&ldo;不妄保举，不乱用钱&rdo;，则&ldo;人心不附&rdo;。

只有诱之以&ldo;名&rdo;，笼之以&ldo;利&rdo;，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ldo;揣摩风会，一变前志&rdo;，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市为自己的私恩。

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

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ldo;揣摩风会&rdo;的油滑官僚。

他已把当年痛斥的&ldo;是非不明，黑白不分&rdo;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

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ldo;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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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

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

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

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ldo;名利&rdo;，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

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

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

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

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ldo;概置不问&rdo;，采取宽容态度。

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

曾国荃主张&ldo;按民勒缴&rdo;，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ldo;徒损政体而失士心&rdo;，主张各得所获，&ldo;以怜其贫而奖其功&rdo;。

第六节&ldo;与官场作战耗费了大部分精力&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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